原有知情同意模式的弊病在于僵化，而新模式的生命力在于适应性和弹性。

除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妇女之外，出现得最多的词语就是母亲。为此，本文以《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6]翻译的46个国家（不包括巴勒斯坦）的宪法文本为基础，通过一定的分析框架，围绕平等权规范[7]进行阐述。

弱势群体，如孟加拉国宪法第28条第（4）款，本宪法不禁止国家为保障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权益而作出特别规定。专门机关审查，比如韩国、阿塞拜疆、巴林、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柬埔寨等国。以她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面向宪法设计的方法，即制宪者在制定宪法时，如果真正关心相别平等，则应该关心五个议题：（1）政府结构（尤其是选举中的性别配额）。（一）关于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 前文提到，凯瑟琳·巴勒特教授打开了女性主义法律方法的魔盒[25]，但是她的观点与其说是一种方法，还不如是一种法律观念，因为其并没有形成对法律文本有效的性别分析操作。在《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一个方法论》一书中，法西奥提出了解释法律文本的三项内容的理论。

[13] 男人之间的平等尚未完成，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却在工业革命的到来之后不断强化，这也是就哈贝马斯（Habermas）所称的公共领域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公私领域的分野。第二类，宪法承认宗教法（或者习惯法）和世俗法律体系同时存在。比如，在晚近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的被确认构成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最低待遇标准引发了激烈争论。

三、中国法院参与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司法实践出现了一系列新进展，其本质是法院寻求参与中国对外关系的进程，从而成为推动中国崛起的除立法、行政部门之外的一支新力量。更重要的，解决争端不能被认为是法院唯一能够发挥的作用。《美国对外关系法诠释》(第三次)的首席报告员路易斯•亨金的主张代表了多数美国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2]。法院的作用至少还体现在三个方面。

国家间关系处于自然状态，因而不存在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包括司法适用。第一，从立法的角度看，它导致立法机关在是否以及如何在特定法律中纳入国际法条款的问题上总体持谨慎甚至保守态度，从而制约了法院适用国际法。

第二，虽然法院参与对外关系过程可能干扰行政部门的对外关系决策，但实践表明，法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遵从行政部门的决定。《宪法》81条规定，国家主席只能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从事批准和废除条约和重要协定等活动，换言之，国家主席没有缔约权。这一规定，即对外事务由行政部门概括负责，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国际法的历史也表明，国内法，尤其大国的国内法深刻影响了国际法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其根本原因是，对外关系法回应了对外与对内事务治理的变迁，摆脱了传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两分法思维，它对于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尤其具有重要价值。这一事实足以表明，中国法院参与对外关系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有必要进一步更新观念，加强制度与机制建设，推动法院更高效地参与对外关系。在涉及对外关系的案件中，法院往往利用诸如宪法问题原则以及政治问题原则对司法权进行自我设限{16}(P134，142147)。就国家主席而言，宪法没有为其规定实质性的权限。

法院是对外关系法角色结构中的一类行为体，它通过裁判争端、解释国际法或国内法以及进行跨国司法对话等多种形式参与对外关系。在频频采取包括街头运动在内的政治性方式的同时，私人也更多地采取诉诸法院的方式参与对外关系。

事实上，即便在美国，宪法条款对于美国法院也只提供了有限的指导，法院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仍然是由美国法院自身确立的。如前所述，由于法官在诸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能参与缔约谈判，我国法院参与缔约过程体现了我国法院参与对外关系的优势。

第二，私人更多地参与对外关系过程。如所周知，虽然诸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类的条约从性质上说确属条约，但它们旨在规范跨国私人间的民商事关系，其适用原则上不涉及一国主权权威，因而西方对外关系法学者或国际公法学者鲜有讨论此类条约。近年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发展总体上都出现了有利于法院参与对外关系过程的趋势。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已经在宪法中规定国际法的地位所不同，基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传统等原因，我国宪法迄今尚未对此做出规定。然而，长期以来，法院鲜有成为中国国际法学者的重要研究议题。亨金既不低估对外事务的重要性与行政部门的专业知识或诚信，也不高估法院的能力，但不接受那种认为从宪法目的看对外事务总是特殊的观点。

这一局面也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产生了不利影响{37}(P8)。尽管如此，对上述185起案件的统计表明，原告仍然至少在19起案件中获得胜诉，在5起案件中与被告达成和解{21}(P811)，这表明法院提供的救济仍然不可低估。

第四，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可以对包括法院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在对外关系领域的行动进行政治上的领导，这可以确保法院的行动符合执政党的对外关系政策。不过，强化中国法院参与对外关系还需要观念、制度与机制等方面的支持。

迄今为止，法院以不同方式适用的条约几乎都是规定跨国私人间的商事条约，比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和《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尤其是，最高法院于2002年8月27日发布了《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院参与对外关系出现了一种新形式，即跨国司法对话{26}(P65-100)。由此，中国法院以及政府其他部门有必要更新传统观念，鼓励法院适当参与对外关系，扩大法治化治理的新领域，维护对外关系过程中不同行为体的正当权益。再次是强化履行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内法建设。第三，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之法治新战略使得中国法院更有可能与必要强化参与对外关系。

以美国为例，在9•11事件后，美国行政部门大幅扩张其在对外事务中的权力，导致出现诸如使用酷刑的行政方式，在一系列重要案件中行政部门被法院判决败诉{25}(P117-124)，这表明法院在对外关系领域已成为维护法治、遏制行政部门权力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关系治理的基础、观念与工具逐渐发生变化。

其原因是，行政部门可以以无法阻止法院行使司法权为由缓解其面临的相关外国政府或私人施加的压力{23}(P20)，甚至可以以向法院阐述国家利益的方式向相关国家表示善意[3]{24}(P1090-1092)，从而获取该国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的可能。[5]参见《宪法》(1982)第62条第13项。

根据该规定第7条的规定，个人和企业在法院起诉和抗辩时不能直接援用WTO规则，而法院在裁判文件中也不能直接援用WTO规则作为裁判依据。【中文关键词】 中国崛起。

比如，如果一国不重视私权保护，则很难想象它会接受相对豁免原则从而允许私人对外国政府提出求偿。第三，一国的国际地位。(一)对外关系法及其新趋势 迄今为止，几乎只有美国学者普遍地使用对外关系法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从对外关系法的角度看，在此只需要强调，宪法只需也只能为国际法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确立基本指南，而不可能解决国际法在国内适用时遇到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甚至只能在个案中通过一国的行政、司法乃至立法机构，以及与私人或外国主权者之间的互动中逐步解决。

其中，法官应当运用国际通用的条约解释规则、公认的法律推理方式开展相关条约的解释和适用工作，为案件审理提供更为科学的论证基础，推动相关国际条约的完善。当前，大量的既有国际法规则正在重塑。

比如，更多的国家制定国际罪行法典{12}(P147)，这为法院行使普遍管辖提供了便利，这一趋势在美国表现得最明显。比如，闽霞渔01971轮船舶碰撞案直接涉及的是私人间权利义务关系，但诚如周强院长指出的，厦门海事法院审理在中日争议之钓鱼岛海域发生的该案彰显了我国的司法管辖权，因而不能以一般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来评估该案的受理以及审理工作。

诚然，删除条约适用条款本身并不当然表明我国立法机关不重视国际法，相反，它可能恰恰表明立法机关意识到特定条约的重要性，因此在缺乏宪法性规范支持情况下不敢贸然纳入条约适用条款。近年来，中国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实施了一系列司法措施，这些进展在传统的国内法或国际法框架内均难以获得整体性的解读。